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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子
任何一个有在公司中搞管理体系或流程制度方面的人，不管你是负责ISO国际标准也好， 5S之类现场改善也好，CMMI之类的开发管理也好，甚至做公司内部的开发标准甚至绩效考核之类的，当我们认真的改善一段时间后，小有成果后，再改善下去，多半会碰到天花板，再怎么折腾制度流程都难以为继，然而会产生一种无力感与挫败感，我想只要是一个真正思考过这一现状的管理者们，多半会感叹一个现状：体制太重要了，它又如此基础却又难以撼动。有一些做过这方面工作的人，如果他足够认真，我想多半是痛苦的，所幸的是多数公司没有专业或专职的流程管理者，所以这种痛苦的人群可能并不太多。
体制，这是我想谈的，一起想写点体制方面的感叹，但难有心境，开了头又放下，今天在经济观察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又感慨起来了。前面说的是公司的体制，那些感受我仍然历历在目，最后还是不得不接受一个事件，权力就是一切，你设计再好的管理平台与管理体系，最后还是浮云，这种现象不管是民营还是国企估计都是类似的，负责制度与流程设计的人们，是根本没有话语权的，最专业的决定是不会交给最专业的人去做的，而是交给权力最大的人去做，因为公司内部的管理仍然是一纬的等级结构，这种体制模式赋予领导在其版图内无限的权力，导致一系列的病态的管理与文化。
中国还有一群前面的流程管理者们的痛苦指数更高的人群，就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坚定的市场经济支持者、宪政主义者、民主人权者，环保主义者，象张维迎、茅于轼、吴敬琏，江平、贺卫方等等，我虽然不认识他们，但我从他们的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一样的感受，有心余力不足，空有再多理论与认知，却无力改变什么，虽然你知道怎么做才是更有效才是合理的，但你最多只是一个呼吁者，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一纬的体制，公司的管理跟国家的管理，在许多情况其余是类似的，我们面对是同样是一个组织，有一帮人在思考怎样让一个组织运作得更有效更合理，不同的是公司的管理相对简单，你的组织结构、管理对象及资源规模是相对简单的，国家跟公司的复杂度不在一个平面上，在一家公司你还选择跳槽相对容易，但在一个国家，你想跳槽难度就太大了，这些倒不是重点，我无意在这里发表什么政治观点，我只是想单纯些的说说体制。
在近两年来，我已越发坚定的认为，体制是一切管理的根本，它的设计将直接影响整个管理体系的运行状态，这种认知既是理性的认知，也是感性的认知，这些年头在工作上，我专注于IT管理，或者说IT服务管理，我试过在一家企业根据ISO20000标准建设一套管理体系，然后又规划了一个IT服务管理系统，但运行下来，我发现离我想要的结果，或者我认为可以达到的结果差太远，于是后面想做ITSM系统与IT服务管理体系的一体化，尝试把这两者整合成一体，看是否可以质的提升组织的运行状态，最后我发现越到后面越难改善，因为体制的障碍无法逾越，它会扭曲流程设计者的意志，改善一个公司的管理体系，在刚开始时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应用ITIL的公司，多数只有事件管理、变更管理跑得比较好的原因，但一旦深入之后，你就会止步于权力结构，这也是体制的核心所在，而在我的设计理念中，ITSM的体制需三权分立：服务管理者、技术管理者、流程管理者，但绝大多数公司的现状是，技术管理者是最强大的，服务管理者跟流程管理者基本处于权力空白，甚至建设空白，技术管理者换一个词就是行政部门的领导了，因为目前我们大多数公司是以专业划分部门的，至于我们是不是把真正技术官僚还是行政官僚放在这个位子上，那是另外的问题了。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变更管理多半会反映一个公司的官僚主义程度，好一些的公司只是真正了解变更风险的工程们加上上一级的领导或专家评审即可，差一些的公司则完全由领导们开会拍板，工程师们是挡在会议室之外，他们要做的就是编材料给领导，让领导们了解这变更到底要干嘛，到底有什么风险，有几种可选的方案，利憋各是什么，这类的评审会往往还是集中性质的，即一个会议要拍板N多个变更，所以会议结束后，权力最大的领导需要在ITSM系统中，点击一个“全选”按钮，再点击一个“审批通过”，这样那些我们SB工程师就干他们的活去了。
一个组织的设计不合理，它的运行状态多半会出现各种症状，公司是如此，国家也不例外，2010年过去了，李刚、拆迁、房价、通胀、世博、亚运这些字眼背后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断的追问下去，我们会发现中国现在的绝大多数问题都会直指一个核心：体制问题，邓小平是有远见的，他当时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能否取得成功，最后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这里，我倒没有把体制简单的对等上政治体制，我认为那简化了问题本身，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政府体制而言，其余在不触及核心敏感地带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大改进空间的，过度一纬的权力结构与体制，必然风险极大而没有制约，事实上，目前政府的大部制，也是在组织管理上的一种矩阵结构，但没有相关的权力配套，这样矩阵是无法形成制约的，这就好比我们设计了一个环境保护部，但在具体某一个省某一个市中，环境保护部的人员是从属于当地政府的，而不是中央的环境保护部，这样在当地发展GDP的冲动下，会因为高排放高污染不许企业开张或关停它？，除非开奥运会、开世博、开亚运。象一些政法系统的情况同样如此。这样的权力模式，就决定了每一个版图上只有一个王者，一切行为只服从一种逻辑及一个大脑，于是那些荒唐一幕幕上演，而且权力越发没有制约，当一个力量不受控制时，它最后一定会成为一个病态的东西，比如细胞，当一个细胞不受控制进行膨胀发展时，它的别名就是癌症，当它掠夺了整个组织的资源后，它也会死亡，但如果有免疫细胞可以制约它的生长，它反而可以生存更长的时间。如果我们真正的把权力赋予各个部，大家不是按分地盘一样管理，而是按职能专业做业务切割，这样大家都在做好自已事情的同时，就会制约了其它人，此时真正好的公共服务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安全感与正义、尊严才有可能出现。
中国电影很少有佳作，张艺谋跟冯小刚都在说现在找不着好剧本，中国的IT行业发展不好，我们没有引领任何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产业形态，中国的本土也一直没有产生过诺贝尔奖得主，中国的大学的教育质量越来越受到质疑，我们一直山寨着，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高新科技到文化产业，甚至经济理论跟管理理论我们也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每次在机场的书店看到那些白痴跟打了鸡血一样的讲着管理小品，你还以为是在搞传销活动。这些东西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人笨吗？好象全世界都不承认，中国人不勤劳吗？全宇宙都不承认。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别老用起点低来说事儿，如果你认真想过这些，你会发现其实跟起点没多大关系，或者说其实就一没起过，哪来的点呢。这些的背后的关键仍然是体制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大家都在玩一个升级游戏，一级一级的修炼，当我们练到最后一级成为BOSS后，就开始问一个SB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人才出来呢？”。过度一纬的体制太具有压制性了，这种压制性带来了巨大的压仰感与不安全感，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行动无法产生更正面的效果时，我们都会放弃努力工作，我们不会研究，我们不会创意，当我们看到权力是如此诱惑后，最聪明的人都去学做人与经营关系去了，这是主业，副业是工作，因为我们觉得只有再升一级才有可能得到安全感，这最终形成一个全社会的氛围，这种体制带来的病态方式会全面侵袭各个行业与各个层面，某种程度上，我们社会其实是不断的从政府的体制中复制体制，所以我们的体制文化与政府机构其实是类似的，这才是我们的创造力枯竭的根本要因所在。
除了死亡，一切只是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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