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列经营最困难的时候,詹姆斯·基尔茨临危受命。他的到来好比一场及时雨,给久旱未逢甘露的吉列带来了一丝生机。事实上,就像艾柯卡之于克莱斯勒、郭士纳之于IBM、韦尔奇之于通用,基尔茨也成为一个“救世主”,是他拯救了濒临衰败的吉列。而在此之前,对于基尔茨的“空降”,很多人并不看好。典型的说法是,吉列的那些人不喜欢外来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最后一次外聘首席执行官是在70年前,而那个人最后以失败收场,输得很惨。但基尔茨并没有为此胆怯、退缩,相反,他坚定地迎接挑战。至于故事的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基尔茨不负众望帮助吉列摆脱了威胁其生存的业绩下滑。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基尔茨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基尔茨靠什么改变吉列对“外来人”的偏见,避免重蹈70年前那个失败者的覆辙?
对此,基尔茨认为是“抓住关键”这一方法促使他能够卓有成效地对企业进行管理。在他的回忆录《刀锋上的舞蹈:我如何挽救了吉列》一书中,基尔茨写道:“最近(2001年~2005年),当我领导世界上最著名、最赚钱的消费品企业吉列时,‘抓住关键’的方法再次经受住了考验。”然而,对于什么是“抓住关键”,基尔茨给出的解释是:“要想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有些事你必须做,而有些事你却应该忽略。”
基尔茨的说法似乎像“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论是否贴切,基尔茨的“抓住关键”至少让人联想到三个方面。其一,他的“做该做的事”似乎是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名言“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的翻版,意思是说,身为一名管理者,更多时候是战略的制定者、愿景的规划者和目标的设定者,他应该从高度上、广度上和深度上对企业的发展方向作出判断,引领企业前进。为此,他不能过多地沉溺在琐碎事务之中,做一些有益但却无效的事。在德鲁克看来,效率和效能终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二,基尔茨的话证明了明茨伯格关于“管理者”的论述是对的。明茨伯格在《管理工作的本质》一书中提出这样的看法:“管理者就好像一个杂耍艺人,在任何时刻都会把许多问题抛向空中,它们会在预定的时间内掉下来,然后在瞬间获得能量,又重新回到空中;同时,新问题已经在边上排队等候了,不时有旧问题被抛弃,新问题被添加上来。”一个管理者日常的工作很多被电话沟通、案头工作、回复邮件、会议报告、阅读文献等缠绕,所以越是这样,越要懂得“收放之道”,要知道在有限的时间里哪些事得立即做,哪些事可以缓着做,哪些事是可做可不做。其三,基尔茨说的要“抓住关键”实为“保持专注”。正如赫尔曼·西蒙在《隐形冠军》中所揭示的那样,只有那些专注于自己领域不断改善、持续创新的企业才能保持市场冠军的地位。尽管吉列不在“隐形”行列,但它的剃须刀产品占据着市场主导地位,这与其“专注精深”密不可分。
所以,就理论出处和思想渊源来看,基尔茨的“抓住关键”其实并无太多创新之处。而就概念本身而言,它不过是对德鲁克、明茨伯格和西蒙等人学说的解读和实践。要知道,“抓住关键”终究是一个理念,它在不同企业、不同阶段、不同领域都有应用的可能。就像基尔茨曾把“抓住关键”用于卡夫、纳贝斯克,后来同样用于吉列。三个时期,三个全然不同的企业,基尔茨“抓住关键”都得到了验证。个中缘由,一方面是因为理念的科学、正确,另一方面与基尔茨“因地制宜 ”的管理实践分不开。
根据《刀锋上的舞蹈:我如何挽救了吉列》的描述,企业每天都有很多看起来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在如此闹哄哄的忙乱(也有可能是慌乱)中,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见解和海量的信息,作为管理者要抓住的其实没有几件事,而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关键”事项。例如,保持企业增长很关键,处理好人际关系很关键,做喜欢做的事情很关键,组建强有力的团队很关键,面对现实很关键,早年的经验教训很关键,忠诚很关键……有一点可能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基尔茨口口声声说只做该做的事,是一种基于重要性的行动导向,但在基尔茨这里,很多都是很关键的事,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是不关键的,那么“抓住关键”岂不等于“抓住一切”?这样一来,“抓住关键”还有什么意义?
这也是我们阅读《刀锋上的舞蹈:我如何挽救了吉列》时困惑的地方。但基尔茨还是告诉了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是真正的关键的方法。那个被基尔茨称为“ 快捷筛选排除法”(fast-track quick-screen elimination process)的思维方式,能帮助人们快速穿过很多相互矛盾的建议形成的重重迷雾,直至找到正确的方向。基尔茨在刚接手吉列时就曾用过“快捷筛选排除法 ”来寻求吉列摆脱困境的方案。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书中基尔茨给出了基于该方法思考、推理的过程,但始终没有给出这个方法的理论模型,导致人们不甚了解所谓的“快捷筛选排除法”,当然也就不好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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